格雷厄姆的经济影响——医治战争创伤和世界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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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与优秀的区别常常在于这种同时做好几件事的能力。”——南方贝尔公司1993年的广告词 　　 30年代和40年代，本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样充满了许多个人悲剧，他只能以事业上的出色成绩来弥补这种遗憾。这次的麻烦并不是本能控制的：他在欧洲的亲人们正处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第三帝国对波兰实行了尤其残酷的压迫，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区都集中在这里，包括许多盖尚海特家的人。 　　 到1945年，1／5的犹太人死在了贫民窟和集中营里。（1） 　　 随着萧条的减退，本的生意也开始恢复正常，可是，他的个人生活却出现了裂痕。 　　 逃往加利福尼亚 　　 紧张的工作——以及对女人的贪心——终于造成了家庭矛盾。玛约莉开始听到父母在夜里争吵，随后，母亲突然带着她和其他孩子乘船出走了。经过巴拿马运河，她们抵达了加利福尼亚。 　　 罗达。萨奈特当时正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读书。1936年的一个下午她放学回家，发现母亲正在客厅安慰哈塞尔。格雷厄姆。 　　 “母亲和哈塞尔是好朋友，”罗达说。“我看到哈塞尔正在那哭。她可不是这种人。她很乐观有主见、很会调整心情，是个快乐的人。我当时感到很震惊。” 　　 “后来得知，是本有了外遇。哈塞尔完全崩溃了。本这个人讲道德、很诚实，但他在男女关系上却犯了错。” 　　 本给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哈塞尔写信说要申请离婚。哈塞尔发疯似的一个人走了，把其他孩子都留给了玛约莉照顾。最后，玛约莉不得不写信请她回来，“我们没钱了。”玛约莉说。 　　 玛约莉是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受的苦也最多。“他们离婚时的争吵很可怕，我常常半夜被惊醒。我希望父母能解决他们的矛盾、保持婚姻关系，可是他离婚的决心已定。” 　　 “他在家的时候特别忙，”女儿埃莱恩回忆道。“他和母亲离婚那年我十岁。” 　　 离婚 　　 本搬出了家门，解除了婚约，然后住进了红葡萄酒店。1936年，本飞到利诺呆了6个星期，在那离了婚。他承认自己“极端残忍”——一个传统的罪名。 　　 虽然哥哥的死已经过去七年了，埃莱恩仍然认为这是她父母离异的首要原因。但是他们的婚姻和离婚也并非这么简单。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他们性格相差很大，又都固执己见。” 　　 玛约莉同意这个观点，她也不完全责怪自己的父亲。她说，母亲“很聪明，容易激动，在某些方面让人无法忍受。我很尊敬她，但是她的确有点飞扬拔扈。” 　　 埃莱恩认为离婚似乎对母亲的影响更大，但是她也想念父亲。尽管很忙，本还是留出时间陪她们打网球、和家人一起远足，还带她们去看哥伦比亚大学橄榄球队的比赛。 　　 “他有用不完的精力”，埃莱恩回忆道。“他带我们到新罕布什尔滑雪。 　　 1936年的冬奥会有一种双人雪橇比赛，不仅他参加了，我们也都坐了上去。 　　 这种比赛很吓人。“ 　　 “我很遗憾他没正式地教过我什么，”她说。但是“他对我们非常好，对我们的智力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儿女们还记得他有广泛的兴趣——数学、科学、音乐和文学——并经常辅导孩子们作功课。 　　 “他也有几个盲点，”埃莱恩说。“艺术就是一个。他欣赏能力不高，理解不深。” 　　 爱创造的父亲 　　 “他对小发明很感兴趣。他的手很笨，不是那种能钉东西或做书架的父亲，但是他有一种达芬奇式的方法。他热爱创造。” 　　 本在这些业余爱好中花去了许多时间，如果遇到图表、错误或字谜游戏时，还会做笔记摘录下来。 　　 埃莱恩说她不知道父亲是否参加过智商测验，但是她相信父亲的分数一定会特别高。“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智商测验考的那一种。” 　　 正如小本杰明。格雷厄姆博士指出的那样，智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却不能保证人们作出明智的个人选择，或者帮助人们正确处理他们的感情生活和人际关系。 　　 慷慨的股市 　　 股市永远也不会因为个人的痛苦而改变。三十年代以后它一直稳步上涨，除了偶而的校正之外，股市为长期投资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市场状况对于价值投资原理的应用极为理想。1937～1938年的下跌时期，本和杰里对他们的投资方法进行了一些微调，于是1940～1941年的市场校正时期公司仍然获得了利润。二战末期，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招了一名新职员，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总结公司成立十年来的经营状况，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投资公司在此期间的经营手段。 　　 象二战时期的许多年轻人一样，本以前的学生沃尔特。舒勒斯也曾中断工作到军队服役。离开纽约之前，舒勒斯把自己积攒的1000美元交给朋友列昂。格雷厄姆管理，后者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当他返回时，1000元已经变成了2000元。更让人高兴的是，他收到了老师本的一份通知，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希望他去作一名证券分析员。（2） 　　 回首这十年 　　 舒勒斯特别希望能为本工作，在休假期间就去报到了，第一天正赶上新年的前夜，但这丝毫没影响他的工作热情。1946年12月31日他开始了这份工作，办公地点是华尔街52号。 　　 “本的业绩很好。”舒勒斯说。“他诚实、坦率，是个说话温和的绅士。 　　 如果不是他给了我这份工作，我真不知自己会去干什么——我没上过大学。“ 　　 现在看来，无论以员工人数还是以资金数量为标准衡量，格雷厄姆—纽曼公司都只能算是个小公司。工作后，舒勒斯立即买下了公司的一些剩余股份——别人都不想要。 　　 “起初，公司只有本和杰里，塞莫尔。科恩是秘书，我是证券分析员。 　　 小公司的一个好处就是成本低。“ 　　 “我第一项任务就是调查公司在前十年的情况，”这个工作使他又一次了解了本的投资技巧“本投资时强调以最小的风险达到他所预期的收益。” 　　 舒勒斯的研究结果被送到了股东手里，毫无疑问，他们对此感到很高兴。 　　 “按照年初的净资产价值计算的股东年平均收益率是17.6％，同期的标准普尔指数是10.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10％，而且它们都包含着红利收入。” 　　 “前六年（1936—1941年）—这个时期价格总体趋势是下降的——我们的年平均总收益率是11.8％，而标准普尔指数却是0.6％的损失率。后四年（1942～1945年）—此时股价稳步上涨—我们的平均收益率是26.3％，而标准普尔指数是26.0％。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我们的收盖率第一次低于市场总体水平。这种结果是我们的投资政策直接造成的——随着市场水平的提高，它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简单的目标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目标并不复杂，年度报告对此作了说明。它们是：。在仔细分析的基础上买进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证券，尤其强调买进价格低于清算价值的证券，以及。在证券交易中运用套利和套期保值方法。 　　 “这个政策，”年度报告中写道，“意味着我们的经营重点并不在于预测证券市场的未来走势或个别公司的未来前景。我们考虑的是”证券的总体经营“，即市场的总体情绪低落、价格偏低时买进，市场情绪高涨、价格偏高时卖出。” 　　 市场校正时期 　　 1946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大量削减了手中的证券，“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市场风险正在增加，而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技术标准，市场中有吸引力的普通股票已经非常少了。”1946年的年度报告进一步写道：“只要目前的上扬状态持续下去，我们就不可能达到普通股票的总体收益水平。”尽管如此，他们保留的证券仍然在增值。 　　 在检查公司的证券清单时，舒勒斯发现基金中的股票种类很少：总值410万美元的证券中只有110万美元的普通股票，许多都是些基本不为人知的制造业和重工业小公司发行的。但是舒勒斯又说：“从价格上看，它们都很便宜。” 　　 显然，那个早年曾建议本买下布达公司股票的熟人是成功了。1936年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证券清单上就包括2500股的布达公司股票。 　　 本仍然和1929年大崩溃前一样对他的投资进行套期保值，只是现在的他决意要彻底保护自己的资产，不会再发生保证金债务使他一无所有的危险了。 　　 舒勒斯说：“我向来认为套期保值占用的资本太大。另一方面，你完全可以很便宜地借到钱，优先股可以有5％的红利，而普通股（通常）让你一无所获。”（3） 　　 本在报告中解释道，公司持有的证券很少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一个极为熟悉的趋势。道。琼斯指数第一次达到100点是在1906年，而最后一次是1942年。在突破这一历史数字之后，市场直线攀升，1946年的道。琼斯指数在212点左右，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次等股票的交易价格要高于优等股票。本卖出了许多股票、收回利润，然而他找不到低值股票重新投资。 　　 “格雷厄姆当时退出了交易，等待市场回落，”舒勒斯说。“1946年9月，道。琼斯指数迅速下跌，次等股票的损失更加严重。”这次熊市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期。 　　 重返股市 　　 几年后，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在其1950年1月31日的年度报告中反映了这次扩张的成果：基金的资产已达570万美元，证券清单上有75种普通股票，其中有九家公用事业公司。清单上的公司包括美国夏威夷汽船公司、鲍德温机车制造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费尔查德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大力神汽车公司、真丝针织公司、托德游艇公司、怀特汽车公司，当然还有布达公司。 　　 许多公司后来都被合并，甚至完全消失了。例如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现在成了麦道公司的一部分，而费尔查德飞机发动机制造公司变成了费尔查德工业集团。 　　 本不仅在选择证券时，在纽约金融学院的课堂上估计到了市场的变化，还特别预言了重工业、铁路和大钢铁公司将面临的更加长期的困难。分析过美国钢铁公司的收入之后，本向学生们指出，它的收入要比实际公布的情况更反常，因为美国钢铁公司规定在繁荣时期要留出一定的储备以弥补它在不景气时的亏损。 　　 巨大的经济变化 　　 本说：“我认为这一事实解释了美国钢铁公司多年来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它没有一个与自己的规模和地位相称的收益能力。”（4） 　　 当时的华尔街对铁路在战后经济中的成本问题和管理方式持特别悲观的态度，本对此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过去，它们总能以某种方式对付经营中的费用——提高效率或增加运费。它们对付不了的是自己的债务。这一点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些运输者们的未来造成巨大的影响。”（5）的确，债务、管理和工会问题以及卡车和飞机的竞争使铁路的影响力大大降低了。 　　 学徒工的经历 　　 舒勒斯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研究标准普尔股票指南和其他统计数据、寻找售价低于其营运资本的股票。“本为这里所有的职员提供了可贵的帮助，”舒勒斯说。钻石汽车公司和便利洗衣机公司都是他选择的对象，由于生活标准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更新，这些投资的效果都很令人满意。舒勒斯可以自主地做出投资决定，进行过程控制。 　　 舒勒斯很尊敬本，却并非总是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尽管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30多年，本仍然不时地出现败笔。 　　 “例如，”舒勒斯说。“本认为伊利诺斯中央铁路公司的价格比密苏里——堪萨斯——德克萨斯铁路公司的股票便宜，于是他以代理形式进行套购，买进了伊利诺斯的股票，同时卖空后者。” 　　 “虽然（本的理论）在统计上可能正确，实际的成绩却很糟。在短期内同时卖空和买进两种铁路股票是很困难的，或许时间长一些会有好结果。最后，我们不得不取消了这个项目。”（6） 　　 尽管如此，当本完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时，成绩还是很显著的。舒勒斯说，本的缺点之一就是他愿意考虑别人的观点，并且会妥协。即使他认为自己肯定是正确的，仍然如此。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那个他研究了多年的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决定以溢价收购联合钢铁公司，本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套利机会，而董事会却不敢作出决定。他们担心最高法院会以违反《反托拉斯法》为由让这次收购行为无法实现，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投资就会陷入困境。 　　 “于是格雷厄姆说，‘我认为最高法院会以5票对4票支持美国钢铁公司'。他甚至点名列出了会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的法官。” 　　 董事会固执己见并要求找一位《反托拉斯法》的专家咨询。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将以5票对4票支持《反托拉斯法》，取消这次收购活动。尽管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却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服从董事会的决定，卖掉了一半的股票。 　　 “当然，最高法院的最后判决证明格雷厄姆完全正确，董事会错了。” 　　 舒勒斯说（7） 　　 过分大方 　　 令舒勒斯感到气愤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总利用本慷慨的性格套取情报，虽然他本人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舒勒斯还记得，一次有个生意上的朋友到办公室请本一起去吃饭。“我们刚刚买进了卢肯斯钢铁公司的股票，他听说后也立即开始收购。”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一直在以19～20美元的价格逐步买进这种股票，（后来的收益是每股6美元），但是本在饭桌上的这个伙伴的购买量太大了，促使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买进机会。 　　 “我痛恨的原因之一是，这个股票是我发现的，本买进它让我很开心，”舒勒斯说。“我痛恨它还因为他（本的朋友）并没有征求本的允许。” 　　 还有一次，一个陌生人走进办公室，要求和本谈谈。本当时不在城里，于是他留了张便条。他只是想对本表示感谢：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每隔六个月就公布一次他们的股票清单，而这个人完全按照这个清单购买，他感谢本让他挣了许多钱。（8） 　　 盲目模仿者可以自由利用甚至干预公司的投资战略，舒勒斯对此极为气愤，也从不公布自己的股票清单。“一旦别人知道了，股票价格就会受到影响。” 　　 本也知道过分大方的风险，只是他似乎对此并不担心。“曾经有人指责我泄漏了自己所有的秘密。”在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他开玩笑地说，“我写了许多书，秘密全在里面。” 　　 实际上，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也的确采取过一些措施以改变这种情况，本在1955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提到了这一点。 　　 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刚组建时，曾以1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5万股股票。 　　 但是，本在会上说，“我们发现——这可能会让您感兴趣，议员先生（詹姆斯。威廉。福尔布赖特）——我们开始拥有了许多单股股东。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人跑到这里，投资100美元买下一股就可以得到公司的报告，了解我们的行动，然后模仿它。因此，为了对付这些人我们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把十股变成一股，使它的市场价值增加到每股1200元或1300元。从那以后，单股股东的数量就少多了。”（9） 　　 抛出经济理论 　　 30年代的创伤和40年代比较容易应付的股票市场让本进一步发挥了自己的才智。他开始尝试其他领域的研究。 　　 新社会研究学院正是那种能吸引本的新事物，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 　　 纽约的这个学院起初是为成人设立的，专门研究社会学和语言。但是，由于它大胆接纳来此避难的欧洲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30年代初，院长欧文。约翰逊组织了一个研讨班，其中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州长联席会议主席和纽约证交所主席威廉。麦克柴斯尼。马丁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领袖。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仔细研究美国近年来一直面临的混乱局面，并大胆提出稳定经济、促进繁荣的方法。 　　 很少有人相信他们能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大萧条时期的全球经济状况让每个人都感到忧心忡忡。更有甚者，一位有远见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我们知道，萧条是民主的大敌。”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被这种巨大的精神刺激唤醒了。尽管投资，写作和教学已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他仍然挤出时间参加了新社会研究学院的系列课程。 　　 本以前也曾研究过这些问题，尤其是在1921～1922年的战后衰退时期。 　　 2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受了几次重创，而各种理论极力掩饰这种价格下跌问题，终于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货币的价值对投资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市场上涨而美元价值下跌，投资者仍然得不到实际的收益。本逐渐形成了一种理论：衰退和萧条是因为消费者无力购买经济繁荣时期增加的产量而造成的。 　　 本很快又了解到，J.A.霍布森在其权威性教材《失业经济学》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霍布森这本书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及其1935年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重要影响。 　　 通货膨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元仍然实行金本位制，有人认为，简单地调整美元的黄金基础就可以解决经济中的问题。尽管金本位制对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它却从来没能阻止通货膨胀或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例如，1901—1910年的批发价格指数上涨了27.5％，而1932～1937年则是90％。本认为黄金目前的地位已无法完成代理货币的历史功能了，而且世界人口的膨胀也使它无使满足各国的需要。 　　 本认为更好的办法是确定21种必需原材料，换句话说，也就是以每个人都需要并使用的商品作为市场基础，使美元与之挂钩。这些基本商品能以固定的比率兑换美元，就象现在的黄金点一样，许多年来这个黄金点一直是一盎司兑35美元。 　　 就在本提出这一观点后不久，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又提出了一个更简单的设想，虽然它没有任何影响力。爱迪生发表自己的设想之前，20年代的经济复苏已经大见成效，价格开始下降，人们也不再担心价格的稳定性了。 　　 本也被接踵而来的繁荣景象所吸引，于是就把这些想法放到了一边。 　　 但是，30年代初开始横行的通货紧缩使本又一次想到了这个理论。如果有足够的商店售卖基本必需品，如果通货膨胀可以受到限制，那么世界上两个最让人头疼，最让人痛苦的问题——饥荒和战争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个思想被称为多商品储备理论或缓冲存货理论，也叫谷仓常满理论。它也是本在给欧文。约翰逊听证委员会的油印备忘录中的四个创新思想之一。 　　 其他思想是拆除贫民窟、提供住房补助金的建议；联邦政府向失业者提供低息贷款的体系；以及最有趣的一个——给法国政府设计的方案：每年向美国出口4千万瓶葡萄酒以偿还一战的债务。这个建议将会使美国公民人手一瓶葡萄酒。（10）本认为这个以酒还债的互惠交易不仅可以为国内紧张的气氛增加点快乐的调料，还可以在法国与美国之间创造一种文化纽带——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太枯燥了。 　　 稳定的货币 　　 新社会研究学院研讨班的两名成员，威廉。麦克柴斯尼。马丁和约瑟夫。米德，雄心勃勃地创办了一份季刊——《经济论坛》，编辑们最感兴趣的是稳定价格的思想。1933年，本把自己的商品储备理论加以展开，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稳定的通货再膨胀》的文章，在美国首次提出了这一思想。 　　 但是本还不知道，鹿特丹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已经提出过类似的理论了，后来他和许多关心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家成了朋友，也包括这位教授——简。古德里安。 　　 一个朋友把本的文章交给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他正在构建自己伟大的社会工程计划——新政。不久，朋友回来说，本的思想得到了白宫的重视。两年后，农业部长的经济顾问找到本，向他请教谷仓常满理论，因为这个方案可能会对商品信用公司有所帮助，国家创立这个公司的目的是支持农产品价格。当时的农业部长亨利。A.沃勒很欣赏本的观点，“从国家、消费者和农业的利益来看，谷仓常清理论将带来的供给和价格的稳定性极为重要。”（11） 　　 本对这个思想的热情更高了。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并于1937年出版了第三部著作，《储备与稳定性：现代谷仓常满理论》。出版商麦克格雷-希尔公司对书的销售潜力感到怀疑，但是它们仍然很愿意为畅销书《证券分析》的作者服务。时任罗斯福总统顾问的伯纳德。巴鲁得到一本样书，随即交给了总统本人。 　　 对凯恩斯的影响 　　 虽然销量从来没达到前两本书的水平，《储备与稳定性》仍然引起了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的注意，包括战后世界经济结构的主要设计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篇关于商品政策的论文中，他以脚注的形式提到了《储备与稳定性》。凯恩斯在文中指出了他和本在计算商品储备成本时的方法区别。 　　 这是一种很有礼貌的学术争论，但是他们后来发生了误会，突然中止了这种争论。 　　 1943年12月31日，凯恩斯从英格兰给本写来一封信：“亲爱的格雷厄姆先生：您本人和（弗兰克。敦斯通）格雷厄姆教授的文章给我一个感觉：如果一个人整天忙于办公室的工作，只能在没经过全面考虑的情况下对某一问题作出简要的说明，无法公布自己实际在幕后对这一问题的更详细的研究成果，那么他写书出版就是一件大错特错的事了，因为正如您的论文显示的那样，它的结果只能导致读者对作者观点的严重歪曲。公众对作者没有说过、并不认同的观点进行争论，这是最无聊的事情。” 　　 凯恩斯继续写道，他否认自己曾经认为任何旨在稳定价格的措施都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或者当货币工资上涨速度高于工作效率时会实现完全就业。 　　 “在以缓冲存货作为稳定短期商品价格的手段问题上，您和我都是积极的拥护者、意见一致，因此就不必再进行彼此误解的争论了。 　　 您忠实的“ 　　 最后是一个大写字母“K”（12） 　　 1944年，麦克格雷-希尔公司又出版了本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二本书——《世界商品与世界货币》，他在书中把自己对稳定价格的思考和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这本书的出版合同也很简单：一页内容、一页签名。根据合同，本将按码洋价格得到国内销售收入的40％和国外收入的20％。 　　 几年后，本对詹姆斯。福尔布赖特参议员的银行委员会总结了这本书的的精髓：“我一直有个想法：通过在总体上而不是个别地稳定原材料的价格水平来稳定经济。这个目标允许个别商品有价格波动，但要建立一个由重要商品构成的市场基础。我还增加了一个重要因素，非常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些商品将成为货币的可靠基础，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需要并使用的东西。而且这样一来，它们变成了商品储备、能象黄金储备一样进行自我调节。结果，通过有效地稳定原材料价格的总体水平，你就可以把总体经济的稳定性保持在一个重要的水平。”（13） 　　 谷仓常满理论 　　 本努力想在有形商品——如小麦、玉米、棉花、糖和石油——和无形商品及货币之间安装一个安全阀门。他的“谷仓常满理论”是一个复杂的易货交易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提着一篮子这些商品的组合、或实际上以这些储备商品的收据来代表，到财政部去，后者以一篮子对应一美元的比例发行货币。 　　 财政部只需简单地确定商品单位，商品则仍象以前那样在商店里出售。这样，总会有人愿意在某一价格购买这些商品，而且商品价格也会永远有某种支持基础。另外，储备商品还可以在干旱、战争或其他危机时期解救灾情。 　　 与此相反，如果愿意，任何人也可以拿1美元到财政部换取一个单位的商品。此时，美元将退出流通过程，因此减少了货币供给、抑制了价格上涨、也限制了通货膨胀的程度。 　　 这个计划将为储备商品制定总体底价和最高价，价格只能在两者之间波动。由于交易的对象只是全部储备商品的组合而不是个别商品（如石油、玉米或棉花），所以任何个别商品的价格都可以由市场决定。例如，石油价格可能会上张，但是如果棉花价格下降，则整个商品单位的价值仍然保持不变。 　　 本相信，谷仓常满理论的长期结果将是一个无论国家大小都能加入的、安全广泛的世界金融体系。它还有一个好处：可以使消费者和政府免受卡特尔的控制，使纳税人免遭政府官僚机构过度浪费的荼毒。 　　 “这是一个自动的、不受个人影响、不含政治因素、能够自我控制的计划，它不需指标数据，不需减少产量或对任何商店进行类别划分，不需统一银行行为或市场规则，也不需任何可以随意管理货币或规定价格或产量的权力，”经济稳定委员会在它的白皮书中这样写道。这个委员会中有格雷厄姆在华尔街的骨干分子，如欧文。卡恩、沃尔特。舒勒斯和杰里。纽曼，还有几十位学者和政府官员。从整体上看，它似乎更象是新社会研究学院研讨班的延伸。 　　 布雷顿森林会议 　　 在经济稳定委员会的支持下，本给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写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新罕布什尔举行的这次历史性的国际秘密会议（正式名称是联合国金融与货币会议）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重建和发展银行，为战后的经济复苏打下了基础。 　　 大会没有采纳本的计划，但是他并没有放弃：1947年5月，他在《美国经济论坛》；上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国民劳动生产率：它与繁荣时期失业的关系》；1952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墨西哥城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储备观点；1955年，他又向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以商品作为货币支持的思想不断引起人们的注意，既使是现在，支持者们仍然相信它能缓解世界经济中的一些不平等现象。 　　 很难估计本的思想对凯恩斯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影响有多大，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的意见不仅在投资界举足轻重，还受到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在理性地参加有关经济稳定的讨论之余，本仍然不时地嘲讽金融工界的某些漏洞，尤其是那些旨在欺骗证券分析者和股东的会计方法。1936年，本对准了他长期不变的目标——美国钢铁公司，同时也使当时在企业界很流行的新会计方法名声扫地。 　　 戏讽美国钢铁公司 　　 美国钢铁公司主席刚刚宣布了“全面现代化计划”之后，本就恶作剧式地写道，“与人们的期望相反，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策略将不会有丝毫变化，而记账系统却有了彻底的修改。它采用并进一步发展了许多现代会计和金融工具，这使得公司的收益能力有了令人吃惊的进步。即使在1935年那样不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新的记账方法仍然在普通股票中创造了大约每股50美元的利润”。本机智地说明了美国钢铁公司由亏损变成赢利的秘诀：它只不过象豆夹里的豆子一样迅速地改变了会计记账方法。它并不担心竞争者采取同样的策略会使它无处立足，本解释说，“如果需要，我们相信自己能引入更先进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这种优势，现在，这些方法已经在我们的‘会计试验室'里开始研究了。” 　　 这篇滑稽的文章当时并没发表，而是出现在一年后的《金融分析杂志》上。本送给沃伦。巴菲特一份文稿，后者把它放到了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信的附录之中。遗憾的是，本的讽刺在90年代和30年代一样适用。（14）。 　　 公民格雷厄姆 　　 本对全球问题的关心使他的名气超出了华尔街的狭小范围，整个40年代他都在忙于演讲、开会，并且自愿为政府服务。二战期间，他当过财政部的纽约全国战时金融委员会的副主席和战争合同价格调整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资只是象征性的，他是那种所谓的工资最低的政府官员。 　　 本的演讲多半是面向学术界和科学界的。1941年在哈佛大学的大学俱乐部举行的餐桌会议上，他对美国统计协会的规则部和商业部人员发表了演讲。这顿饭花了本1.10美元，而他的话题仍在是那个百说不厌的——“一个稳定美元购买力的计划。” 　　 1946年，本在马萨诸塞州威利斯利的社会进步学院夏季会议上讲了同样严肃的内容——“我们的经济前景，它的方向和管理。”本的名气越来越大，以至于国民音乐家和艺术家协会在40年代初请他参加了巡回讲学。 　　 沃尔特。舒勒斯记得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本的演讲是在一次辩论中，这次的内容并不象本的大部分演讲那样高深。 　　 “1941年，我到城市运动俱乐部参加一个餐桌会议，本和大力神公司的主席福洛德。奥德鲁展开了辩论。”舒勒斯说。奥德鲁是个出色的科罗拉多人，在许多行业历经浮沉，他与霍华德。休斯交往密切，娶了女飞行员杰奎琳。科兰为妻。 　　 “奥德鲁认为挣钱的方法是购买有问题的公司，然后对它进行改造。格雷厄姆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分散购买股票更安全。” 　　 奥德鲁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把所有钱都投进了生产铀的公司。“它们最后都破产了，而他却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舒勒斯说。“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本的辩论。” 　　 豪华的婚礼 　　 本的名声四处传播，思想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但是他的个人生活仍然让家人感到失望。 　　 玛约莉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本的新女朋友卡罗尔。韦德时的情景。“她只比我大九岁。” 　　 “我当时还很年轻，父亲邀请我去一家夜总会。”能与父亲渡过一个晚上让她感到很高兴。“我很兴奋、精心打扮了一番——我有点胖，因此很害羞，并不象同龄女孩那么爱打扮。我们走了进去，他在那把我介绍给卡罗尔。 　　 她是个模特，具有好莱坞式的苗条身材和美貌。我崩溃了。我恨她。“ 　　 1938年5月，婚礼在雪利荷兰大酒店举行了，当时卡罗尔26岁，本44岁。富丽堂皇的雪利荷兰大酒店位于第五街，与皮埃尔酒店相临、和广场相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建筑使它成为举行婚礼的理想场所。主持人自称是一位“民族文化研究学会的领导人”，男傧相是本的哥哥列昂。格雷厄姆。 　　 本和卡罗尔结婚时米奇。纽曼还是个少年，“我参加了他的第二次婚礼。 　　 当时离婚不象现在这么正常，我很震惊，也很感兴趣。当然，换作现在，谁也不会对他这位年轻的新娘感到好奇了。“ 　　 大家都知道本喜欢苗条的金发女郎，但事实上在他妻子中只有卡罗尔属于这一类型。他后来的两位妻子都是皮肤稍黑的人。连他没娶的最后一个情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婚姻并没持续多久。”玛约莉说。 　　 本和卡罗尔结婚没满一年就离婚了。朋友和家人都认为这次婚变是因为年龄相差太大，本跟不上他这位年轻的加拿大新娘的节奏。但是真正的原因却不得而知。一般地，玛约莉说，“妻子们都认为他太冷淡、没有感情，而他认为生活就应该这样。他受到早期哲学家的影响，也快变成一个禁欲者了。” 　　 一个家庭成员曾指责本有人情味却不是一个真正的人。本承认自己在年轻时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觉得女人很难相处，既傲慢又不知感激，而且最糟糕的是她们在寻求感情的亲密时很烦人。他又说，不幸的是，这种保护内在自我的倾向使他没有真正的朋友，无论男女。 　　 街头遇害 　　 本的禁欲主义思想不断受到考验。年近70的母亲身体健康，独自住在纽约，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她思想保守、意志坚强，气质高贵仍然充满了活力。多拉对桥牌很着迷，每周都要和朋友们玩上几个晚上。她也希望能与家人进一步加强联系。 　　 玛约莉上了大学并嫁给了欧文。杰尼斯，1944年，她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凯茜回到了纽约，等待丈夫从军队复员。在玛约莉的记忆中，童年时代周末去看祖母并不是件高兴的事：太正式了，象是在举行仪式。多拉通常总是给孙子们发糖，而格雷厄姆的孩子们与祖母很疏远。 　　 “她是那种冷淡的人，”玛约莉回忆说。“并不象其他老人一样。她有个可怕的习惯——拧我们的脸蛋以示爱意。但是，太疼了。” 　　 然而，成年后的玛约莉却和外婆开始了一种再认识的交往。“她正打算让我了解她，”可是，一天夜里，多拉被谋杀了。 　　 多拉在打完牌回家的途中遭到歹徒拖劫，可她努力想夺回自己的手袋，于是歹徒把她打倒了。脆弱的头骨碰到水泥路面上，她就这样死去了。 　　 虽然性格的差别让他们时常发生争吵，本仍然对母亲的死感到很伤心。 　　 “他们很亲密，”玛约莉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本总试图让自己不动感情，可他是个热心人，没有偏见，朋友和家人都发现了他柔弱的这一面。“他非常大方，”玛约莉说，一点也不贪心。他希望人们幸福，给他们发展机会，会毫不然豫地把钱借给别人或者损赠出去。 　　 本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以及他在战时政府中服务都表明他的公民责任感很强。1951～1953年，本担任了纽约的犹太人盲人向导基金会的主席。这是个非宗教性质的慈善机构，他、杰里。纽曼夫妇和欧文。卡恩多年来一直为它提供资助。本当了40年的董事，甚至在搬到加利福民亚以后仍然关心着基金会的情况。卡恩是基金会的财务主管，1993年，他的儿子托马斯。格雷厄姆。卡恩取代他当上了董事。近年来。向导基金会一直积极帮助爱滋病患者，不分种族和宗教，尤其是那些因患爱滋病而失明的人。 　　 第三次努力 　　 二战末期，本娶了第三位妻子，这次是他的秘书埃丝泰尔。墨欣。年轻的埃丝泰尔善解人意，对任何事情都很乐观，也喜欢开别人的玩笑，尤其是本。他们住在南中央公园的一幢房子里，邻居的女主人比埃丝泰尔小了将近十岁，却也和她一样嫁给了老年男子。当时51岁，已作祖父的本第六次尝到了作父亲的滋味。 　　 “我生于1945年”，小本杰明。“布兹”。格雷厄姆说，“而我确信他们也是那一年结婚的。” 　　 本那时需要养活很多人，可是他对这次增加的负担并不在意。他对沃尔特。舒勤斯说：“对我而言，挣钱比省钱更容易。” 　　 两个女人同时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爱迪斯。萨弗伦和埃丝泰尔共用一个保姆。而且一人外出时，另一人就帮她照顾孩子。爱迪斯还记得埃丝泰尔有多喜欢聚会。 　　 “一次埃丝泰尔和本设晚宴招待多德教授和其他几个人，而原打算帮忙的布兹的保姆却病倒了。快上菜时人手不够，于是我说：”我穿上保姆的衣服上菜吧。‘那时我大约二十三、四岁。头两道菜是我上的。人们都看着我，包括多德教授。我冲他使了个眼色，可是他仍向人们说出了我的身份，我只好和他们共进晚餐了。多德教授是那种很古板的人。“ 　　 爱迪斯。萨弗伦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很了解本。“我们嘲笑他是个马马虎虎的教授。他能同时穿一只黑皮鞋、一只棕色皮鞋。埃丝泰尔曾让他送个包，可他却把包落在了地铁里。” 　　 爱迪斯也坦率地谈了本在两性生活方面的丑闻，以及她对此的反感。但是她又说，她喜欢本的性格，尊敬他的睿智。“他喜欢女人，”她说，但他也是个善良、慷慨的人，“从不装腔作势。” 　　 爱迪斯拒绝了本的追求，但是她也在本的指导下把家庭开支中省出来的小钱用于投资。本告诉她投资何种证券并保证她每次都获利。在本的帮助下。 　　 爱迪丝的证券逐渐增多。后来她的儿子和孙子们都成了巴菲特的投资者。她上小学的孙子曾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会上对巴菲特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还因此而名声大噪。显然，本的学生并不只是那些听过他讲课，看过他的书的人。 　　 移居市郊 　　 格雷厄姆一家搬到市郊居住后，爱迪斯和埃丝泰尔仍然保持来往。格雷厄姆在斯卡斯达尔的哈科特七街买下了一幢有白色护墙的新英格兰式的房子，附近有所高中，对面是童子军之家的操场。当时的邻居乔治。海曼经常和本一起乘车上下班。本带着许多经济人的报告。他翻阅的速度很快，如果不是他感兴趣的股票就随手扔到地上，当他们到达斯卡斯达尔时，海曼说，“我们周围就象下了一场大雪。” 　　 小牛顿和温妮都曾到斯卡斯达尔与父亲和继母住过一段时间。玛约莉说：“本和哈塞尔离婚后，牛顿遇到了许多麻烦，于是就与本和埃丝泰尔住到了一起，埃丝泰尔是个很不错的人。”牛顿认为与人沟通是件痛苦的差事，总是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玩大提琴。“他们无法和他相处，就送他去了寄宿学校。” 　　 父母离异时温妮还没上学，她也无法忍受自己飞扬拔扈的母亲。“温妮小时候性格开朗，她与埃丝泰尔关系融洽，却和父亲一直保持着距离。她似乎从来没喜欢过他。而父亲也一样。”时间过得很快，布兹已经可以自己到少年夏令营学习了。他的辅导员给本和埃丝泰尔写信说，布兹是个很好的小营员，也不象他们担心的那样整天读书。 　　 本似乎觉得工作还不够多。他在斯卡斯达尔成人学校开了一个晚班，还增加了几个新的爱好。 　　 这时跳舞成了一种时尚——弗雷德和阿代尔。阿斯泰尔以及包括本在内的所有人都泡在了舞池里。本用25000美元买到了阿瑟。慕雷舞蹈工作室的终身会员资格，还虔诚地报名参加了舞训班。只是这并没有什么作用。 　　 “有一年。他们举办了一次正式的新年舞会”，本的表妹夫伯尼。萨奈特说。“之后我和埃丝泰尔谈了一会，她向我报怨说本的舞跳得差极了。” 　　 “他跳舞时大声地数——一、二、三、四——他要用嘴说出来，”罗达。萨奈特解释道。因为他有意识地打着节奏，所以无法在跳舞时与人交谈。而且一位朋友认为，他对舞训班的忠诚或许是因为他喜欢上了舞蹈教练。 　　 本对另一种新兴运动也很感兴趣。他增建了一间房，并戏称它是本的“一万美元乒乓室。”当时花1万美元建一间屋子是很贵的。尽管他有这些狂热的计划，家庭生活却很快乐。1952年，本送给埃丝泰尔一个用红缎包着的情人卡，上面写道，“亲爱的，送你一张爱情的卡片，你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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