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来。他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金融市场的运作。思考的越多、越深入，索罗斯越感到自已被以往的经济学理论所愚弄。
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具有理性的，其运作有其内在的逻辑性。由于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情况能够作充分的了解，所以每一只股票的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理性的计算得到精确的确定。当投资者入市操作时，可以根据这种认知理智地挑选出最佳品种的股票进行投资。而股票的价格将与公司未来的收入预期保持理性的相关关系，这就是有效市场假设，它假设了一个完美无瑕的、基于理性的市场，也假设了所有的股票价格都能反映当前可掌握的信息。另外，一些传统的经济学家还认为，金融市场’总是“正确”的。市场价格总能正确地折射或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使这种趋势仍不明朗。
索罗斯经过对华尔街的考察，发现以往的那些经济理论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他认为金融市场是动荡的、混乱的，市场中买人卖出决策并不是建立在理想的假设基础之上，而是基于投资者的预期，数学公式是不能控制金融市场的。而人们对任何事物能实际获得的认知都并不是非常完美的，投资者对某一股票的偏见，不论其肯定或否定，都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因此市场价格也并非总是正确的、总能反映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它常常因投资者不全面的推测而忽略某些未来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非目前的预测与未来的事件吻合，而是目前的预测造就了未来的事件。所以，投资者在获得相关信息之后做出的反应并不能决定股票价格。其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投资者根据客观数据作出的预期，还不如说是根据他们自己心理感觉作出的预期。投资者付出的价格已不仅仅是股票自身价值的被动反映，还成为决定股票价值的积极因素。同时，索罗斯还认为，由于市场的运作是从事实到观念，再从观念到事实，一旦投资者的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无法得到自我纠正，市场就会处于剧烈的波动和不稳定的状态，这时市场就易出现“盛——衰"序列。投资者的赢利之道就在于推断出即将发生的预料之外的情况，判断盛衰过程的出现，逆潮流而动。但同时，索罗斯也提出，投资者的偏见会导致市场跟风行为，而不均衡的跟风行为会因过度投机而最终导致市场崩溃。
索罗斯在形成自己独特的投资理论后，毫不犹豫地摒弃了传统的投资理论，决定在风云变换的金融市场上用实践去检验他的投资理论。
1981年1月，里根就任总统。索罗斯通过对里根新政策的分析，确信美国经济将会开始一个新的"盛——衰"序列，索罗斯开始果断投资。正如索罗斯所预测的，美国经济在里根的新政策刺激下，开始走向繁荣。"盛——衰"序列的繁荣期已经初现，1982年夏天，贷款利率下降，股票不断上涨，这使得索罗斯的量子基金获得了巨额回报。到1982年年底，量子基金上涨了56．9％，净资产从1．933亿美元猛增至3．028亿美元。索罗斯渐渐从1981年的阴影中走出来。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元表现得越来越坚挺，美国的贸易逆差以惊人的速度上升，预算赤字也在逐年增加，索罗斯确信美国正在走向萧条，一场经济风暴将会危及美国经济。他决定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风暴中大大地搏击一场。他密切关注着政府及其市场的动向。
随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原油价格开始下跌，这给美元带来巨大的贬值压力。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解体，美国通货膨胀开始下降，相应地利率也将下降，这也将促使美元的贬值。索罗斯预测美国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同时，他还预测德国马克和日元即将升值，他决定做一次大手笔。
从1985年9月开始，索罗斯开始做多马克和日元。他先期持有的马克和日元的多头头寸达7亿美元，已超过了量子基金的全部价值。由于他坚信他的投资决策是正确的，在先期遭受了一些损失的情况下，他又大胆增加了差不多8亿美元的多头头寸。
索罗斯一直增加投入，是因为他认为浮动汇率的短期变化只发生在转折点上，一旦趋势形成，它就消失了。他要趁其他投机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转折点之时，利用美元的下跌赚更多的钱。当然，索罗斯增加投人的前提是他深信逆转已不复存在，因为一旦趋势逆转，哪怕是暂时的，他也将拥抱灾难。
到了1985年9月22日，事情逐渐朝索罗斯预测的方向发展。美国新任财长詹姆土·贝克和法国、西德、日本、英国的四位财政部部长在纽约开会，商讨美元贬值问题。会后五国财长签订了协议》。该（协议准出通过"更紧密地合作"来"有序地对非美元货币进行估价"。这意味着中央银行必须低估美元价值，迫使美元贬值。
协议公布后的第一天，美元被宣布从239日元降到222．5日元，即下降了4．3％，这一天的美元贬值使索罗斯一夜之间赚了4000万美元。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元继续贬值。10月底，美元已跌落13％，且美元兑换205日元。到了1986年9月，美元更是跌至1美元兑换153日元。索罗斯在这场大手笔的金融行动中前后总计赚了大约1．5亿美元。这使得量子基金在华尔街名声大噪。
量子基金已由1984年的4．489亿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10．03亿美元，资产增加了223．4％。索罗斯凭着他当年的惊人业绩，在《金融世界》华尔街地区收入最高的前一百名人物排名上，名列第二位。按照这家杂志的报道，索罗斯在1985年的收入达到了9350万美元。
1986年还是索罗斯的丰收年，量子基金的财富增加了42．l％，达到15亿美元。索罗斯个人从公司中获得的收入达2亿美元。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投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他自己的投资理论。
索罗斯认为，股票市场本身具有自我推进现象。当投资者对某家公司的经营充满信心，大笔买进该公司股票。他们的买入使该公司股票价格上涨，于是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更得心应手：公司可以通过增加借贷、出售股票和基于股票市场的购并活动获得利润，更容易满足投资者的预期，使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购买的行列。但同时，当市场趋于饱和，日益加剧的竞争挫伤了行业的赢利能力，或者市场的盲目跟风行为推动股价持续上涨，会导致股票价值被高估，而变得摇摇欲坠，直至股票价格崩溃。索罗斯将这种开始时自我推进，但最终又自我挫败的联系称为“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力导致了金融市场盛衰过程的出现。
索罗斯认为，一个典型的盛衰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1）市场走势尚不明朗，难以判断；
（2）开始过渡到自我推进过程；
（3）成功地经受了市场方向的测试；
（4）市场确认度不断增强；
（5）在现实与观念之间出现偏离；
（6）发展到颠峰阶段；
（7）然后，出现与自我推进过程相反的步骤。
投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认识到形势变化的不可避免性，及时确认发生逆转的临界点。索罗斯强调，当某一趋势延续的时候，为投机交易提供的机遇大增。对市场走势信心的丧失使得走势本身发生逆转，而新的市场趋势一旦产生，就将按其自己的规律开始发展。
在选择股票方面，索罗斯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在一个行业选择股票时，一般同时选择最好和最差的两家公司作为投资对象。这一行业中业绩最好的公司的股票是所有其他投资者考虑购买时的第一选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价格会被推上去；而这一行业中最差的公司，比如负债率最高的、资产负债表最糟的公司。在这种股票上投资，一旦股票最后吸引了投资者的时候，就为赚取巨大的利润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另外，索罗斯喜欢双面下注。他在对宏观进行分析时，会通过对国际政治、世界各地的金融政策、通货膨胀的变化、利率和货币等因素的预测，搜寻从中获利的行业和公司，在这些股票上做多；而同时，他也找出那些会因此而受损的行业和公司，大量卖空那些行业和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旦他的预测是正确的，他将会获得双份的巨大收益。
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虽然并不遵循常规行动，但他同样对市场中的游戏规则兴趣浓厚，只不过他的兴趣是在试图理解这些规则在何时将发生变化。因为在他看来，当所有的参加者都习惯某一规则的时候，游戏的规则也将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使投机者有机会获得与风险相称的收益。
因为袭击英镑，使英国政府遭受重大损失，索罗斯曾被一些媒体描述为一个冷酷无情的“金融杀手”。也许，索罗斯的罪过就在于他赚了太多的钱。如果从社会和个人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有些行为的结果是不同的。由于儿时的经历，他一向对金钱比较淡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提倡控制货币，谴责不顾廉耻的拜金行为；但若单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当事物的发展无法逆转的时候，他也会对货币进行投机，因为他认为这是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所允许的。其实，对于索罗斯而言，除了赚钱，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那就是通过慈善事业为社会多做贡献。
索罗斯从事慈善事业有他宏伟的目标，他希望运用他的财富来促进社会开放，促进民族自决，使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并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他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受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的影响。在他看来，处于封闭社会中的人们受专制主义所统治，很难有自由，他要把西方开放社会的观念随着他的金钱输入到他所认为的封闭的国家中。
他选择了一些东欧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苏联作为慈善资助对象，在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基金会，耗资几亿美元。但他深深地卷入东欧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加之，他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慈善事业上，使他照顾量子基金的时间大为减少，使一些股东对此颇有微词，索罗斯渐渐又把一些主要精力重新放入到华尔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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